本文摘自陈伟著《笼子里的美国总统》（法律出版社，年5月版）第二篇第八章，此处注释从略。感谢作者陈伟先生授权推送。

“伊朗门”牵扯到两个惊天大案，一是非法向伊朗出售军火，二是非法挪用“军售余款”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相当于“尼加拉瓜门”，可谓案中有案，门中套门。军售案打了个复杂微妙的法律“擦边球”，军援案则是与国会制定通过的《博兰修正案》大唱“对台戏”，属于性质极为恶劣的违法行径。

当年被迫签署《博兰修正案》后，里根总统怒不可遏，大发雷霆，痛斥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众议院鼠目寸光，出于党争偏见，肆意干涉总统主导的外交政策，背信弃义，半途而废，无情地抛弃了中央情报局鼓动支持的尼加拉瓜反政府抵抗力量，致使脆弱的反政府军弹尽援绝，饥寒交迫，面对装备苏式现代化武器的强大政府军，浴血奋战，惨遭屠杀。真可谓亲者痛，仇者快！

里根总统秘密会见尼加拉瓜反政府军领导人，后立者是诺思中校（年）

想当年，里根总统和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认为，二战之后，从东欧、中国、朝鲜、古巴、越南、老挝、柬埔寨，一直到安哥拉、埃赛俄比亚、索马里、阿富汗，苏联共产主义插手的绝大多数地方都得逞了。美国穷于应付，绥靖妥协，苟且偷安。

更令人心寒的是，美国一向绝情寡义，自食其言，临阵脱逃，见死不救，动辄翻脸不认人，随意抛弃老朋友。中国蒋介石、南韩李承晚、南越阮文绍、柬埔寨朗诺和施里玛达、伊朗巴列维、菲律宾马科斯等亲美盟友，皆为美国绥靖政策的牺牲品。南越总统阮文绍有句名言：“做美国的敌人易，做美国的朋友难！”

揭露水门案的美国著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透露：

“年10月巴列维国王赴美治病，即伊朗人质危机发生两周前，白宫要求中央情报局秘密窃听已下台的伊朗统治者的病房，从而知道这位情绪起伏易变、遭受癌症折磨的国王打算做些什么。

中央情报局局长、海军上将特纳（StansfieldTurner）争执说，伊朗国王和美国公民享有同样的权利，联邦法律不允许中央情报局在美国国内窃取情报。可是，白宫却给他下达了一道书面命令，特纳只好忍气吞声，下令对巴列维医院第17层的三间私人病房进行电子侦听，尽管他认为如此行事不成体统。”

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美国政府如此冷酷无情地对待巴列维国王这样一位忠诚盟友和病入膏肓的老人，实在令人震惊。

巴列维国王夫妇与肯尼迪总统夫妇(年4月11日于白宫）

年3月，美国众议院以对49票通过决议，拒绝向柬埔寨朗诺-施里玛达亲美政府提供军事援助，导致杀人不眨眼的红色高绵取得胜利。

在给撤离的美国大使告别信中，第一副首相兼国防部长、柬军总司令施里玛达将军用优雅的法语悲苦地写道:

“既然你们拒绝给予我们保护，我们也无能为力。你们离开了，我的希望就是你和你们的国家能在这片天空下找到幸福。但是，请记住，如果我在这里死去了，在我热爱的国家死去了，这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全都生于斯，也必然会死于斯。我所犯下的唯一的错误就是相信了你们（美国人）。”

同年4月21日，朗诺政权垮台，施里玛达将军被红色高棉处决。

里根执政后，坚信苏联的全球地缘扩张已达极限，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建立在专制极权、僵化低效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之上。

里根认为，如果美国改弦更张，勇于对抗，全力援助亚洲阿富汗、非洲安哥拉、中美洲尼加拉瓜等国抵抗力量，奋起反击苏联的全球扩张攻势，争取在全球几个至关重要的战略热点取得历史性重大胜利，势必彻底逆转长期以来苏攻美守的冷战态势，苏联用纸牌搭起来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大厦，将可能顷刻间土崩瓦解，不战自溃。

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是里根的超级粉丝。他强调加强美国军事力量、“使美国再次伟大”的选举口号与里根极为相似。特朗普提出的大规模减税、放宽政府管制的经济政策，也让人不由得地想起年代的里根经济学。

年2月11日，白宫为欢迎沙特国王法赫德访美举行盛大国宴，里根总统与前来赴宴的纽约市房地产大亨特朗普（时年39岁）握手。

年初，里根总统下令由前国务卿基辛格牵头，成立为中美洲外交政策提供战略咨询的“基辛格委员会”，任命诺思中校担任该委员会的联络员。

“基辛格委员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邀请健在的三位前总统尼克松、福特、卡特前来提供个人高见。诺思担负的职责之一，是确保他们能够看到最新的绝密文件和局势分析。

诺思中校很快发现，三位前总统完全是不同类型的领导人。

左起：里根、福特、卡特、尼克松()

诺思首先联系了卡特总统。出乎意料，卡特根本不想听汇报，对专门为他准备的绝密文件也不屑一顾。他告诉诺思：“不必费心，我有自己的资料来源。”

来到委员会发表高见时，卡特像平庸的大学教授一样，用枯燥乏味、没有任何抑扬顿挫的语调照本宣读随身携带的近40页的笔记。不到20分钟，“基辛格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就开始打磕睡，几位民主党大员也咬紧牙关，竭尽全力想把哈欠压下去。

虽然形式枯燥乏味，但是观点和内容尚可。卡特总统批评了里根政府目前的中美洲政策。他认为，既然以色列总理贝京和埃及总统萨达特都能在他的斡旋下成功举行“戴维营会谈”，那么尼加拉瓜等中美洲国家面临的问题，同样可以用相似的方式解决。

相比之下，福特总统很愿意听取汇报，对送来的文件来者不拒。诺思调用一架喷气式专机把福特从佛罗里达州休假地接到白宫。可是，福特似乎对中美洲地区缺乏兴趣和了解。飞往华盛顿途中，诺思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再次向福特作了简要汇报。福特总统发表的个人意见，与里根政府的观点大致相同。

尼克松总统的风格截然不同。他索取情报资料的欲望永无止境，提出的问题一针见血。尼克松不到两天时间就读完了诺思送去的全部文件资料。接着，他给诺思打“好了，把目前对哥伦比亚与中美洲格朗德河流域国家的经济状况，包括贸易、就业、难民以及其它一切情况的分析马上送来。”

诺思赶紧收拾了一大捆绝密资料，让白宫信使立刻给尼克松送去。估计能让尼克松忙碌十天半个月了。

尼克松当晚给诺思打电话，说：“你还有别的材料吗？你送来的第二篇文章深度不够。”诺思回答：“我很抱歉，总统先生。”他没好意思说出口，那篇蹩脚文章的作者，正是诺思本人。前总统说：“好了，别再送这类枯燥乏味的东西了。把更加深入而详尽的分析给我送来。”

尼克松出席“基辛格委员会”会议时，把手表摘下来放在桌面，说：“我有整整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先讲45分钟，再用45分钟回答问题。”

在手头没有一页笔记和索引卡片的情况下，尼克松开始评述从格朗德河流域到智利火地岛之间全部中美洲和南美洲国家的问题，高屋建瓴，见解精辟，妙语连珠。

尼克松认识那里的每一位国家元首，了解每一场政治运动的来龙去脉，知道每一个经济和国防项目的发展趋势。他既分析和展望了中美洲的现状和未来，同时提出了美国在外交和军事战略领域的应对方案。

丝毫没有夸张，恰好讲到45分钟时，尼克松准时完毕，戛然而止。他的“精彩表演”使在场者眼花缭乱，叹为观止。诚如里根总统所言：“一个总统怎么可能不是演员呢？”

当尼克松侃侃而谈时，诺思抬头看了看基辛格。只见他咧着大嘴笑得像“露齿嘻笑的猫”一样。诺思深有感触：“我们或许想到了前朝往事，或许基辛格真的只是尼克松的学生。至少那天的情形使人感觉，尼克松政府外交政策的杰出战略头脑正是理查德?尼克松本人。”

根据“基辛格委员会”提供的战略咨询，里根拍板决策，命令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死活也要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苦撑待变，绝对不能在中美洲战略要地妥协退让，轻易认输。

里根总统的领导风格一向是举重若轻、不问细节、无为而治。他平时在白宫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热衷休闲度假，擅长砍柴骑马，把行政事务和具体决策，全权委托给助手和幕僚处理。

里根总统在白宫不务正业，热衷休闲度假，擅长砍柴骑马

可是，麦克法兰面临的困难，仍然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苦苦寻思，既然国会不批准军援，由政府出面、官方援助的传统方式没戏，那么只能独出心裁，另辟蹊径，采取“民间私募”的损招儿。

里根政府第三任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

于是，白宫幕僚暗中运作，秘密募捐，凭借里根总统的老面子，像“要饭花子”一样，低三下四，求爷告奶，“沿街乞讨”，希望铁杆盟邦“无偿捐献”。

据伊朗门案特别检察官调查，出资捐款者计有沙特王国3,万美元，文莱王国1,万美元，以色列、南韩、台湾各万美元。西德和新加坡拒绝了美国的请求，表示爱莫能助。

白宫幕僚纯粹是缺乏常识，自找没趣。西德和新加坡当时已经成为预算透明的法治国家，拿不出没头没脑的万美元“私募捐款”，一是纳税人不愿意当“冤大头”，二是议会不可能授权批准，三是媒体不可能守口如瓶。

沙特、以色列、南韩等铁杆盟友为美国出钱比较正常。令人惊诧的是，蒋经国主政的“中华民国”竟然也卷入了“尼加拉瓜门”，曲意逢迎，慷慨解囊，为美国大老板秘密捐赠万美元巨款。

原台湾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蒋介石的英文翻译、北美事务协调会“驻美代表”(相当于“驻美大使”)钱复在回忆录中透露，年8月2日，他在华盛顿秘密会晤了当时默默无闻的诺思中校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另一位官员。

诺思直截了当地提出，希望台湾当局秘密捐款，用于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以解燃眉之急，里根总统将铭记不忘，永远感谢。诺思承诺秘而不宣，守口如瓶。

《钱复回忆录》披露了蒋经国卷入伊朗门案的秘辛

钱复当时答复，台湾与尼加拉瓜之间尚有大使级外交关系，投鼠忌器，顾虑极大，需要请示国内最高层批准。出乎意料的是，两周之后，蒋经国迅速拍板决定，为美国大老板捐款万美元，堪称口蜜腹剑，两面三刀。

“伊朗门”曝光之后，独立检察官上天入地，顺藤摸瓜，不但追查到台湾当局捐款支票的影印本，而且还致函台湾“驻美代表”办公室，要求配合调查“私募”的深层内幕。钱复以“外交豁免权”为由，理直气壮，拒绝合作。

独立检察官也没客气。没过几天，《华尔街日报》泄露天机，公开揭露台湾是出资捐款的“冤大头”之一，引起轩然大波，闹得蒋经国灰头土脸，颜面扫地。蒋经国为了美国不惜两肋插刀，美国却把刀插到了蒋经国的两肋上。

如此轻诺寡信，忘恩负义，随意泄密，出卖朋友，使美国的忠实盟友处境尴尬，心灰意冷，失望至极。

为了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仅仅依靠求爷告奶、四处化缘、私募资金远远不够，抵抗力量急需武器弹药和军需补给。秘密军援尼加拉瓜本来是中央情报局的苦差事，由于《博兰修正案》禁止美国政府的情报部门插手，故只得将此行动秘密转交“妾身不明”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在此背景下，经上司批准，名不见经传、时任国家安全委员会政治军事处副处长、兼有基层实战经验和首脑机关历练的诺思中校脱颖而出，肩负重任，具体主持秘密军援和空运的特殊使命。

经凯西局长牵线，诺思结识了退役空军少将塞科德（RichardSecord），两人携手合作，用捐款购买武器装备和军需补给，由塞科德退役后开办的民营南方空运公司秘密运往尼加拉瓜。

诺思大权在握，手持尚方宝剑，出生入死，飞赴尼加拉瓜战场。他多次会晤尼加拉瓜抵抗力量领导人，与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等国首脑协调合作，帮助反政府军修建秘密机场，提供空投援助，建立后勤和训练基地，提供军事咨询、情报通讯和作战指挥建议。

在国会作证时，尼加拉瓜反政府军领导人表示，诺思中校是抵抗力量艰难生存下来的头号恩人，今后如果尼加拉瓜赢得自由民主，应当为诺思修建一个高耸入云的英雄纪念碑。

“伊朗门”案主角之一诺思中校

诺思狐假虎威，擅自做主，曾向哥斯达黎加政府领导人提出威胁，如果他们胆敢透露中央情报局在该国秘密机场的位置，美国将采取报复行动。

事后，诺思向上司汇报说：“我明白，我这么跟一位国家元首打交道，而且还开出条件，做出根本不可能兑现的恐赫威胁，完全超出了我的权限。”

波因德克斯特将军却表扬说：“你做了正确的事情。”

麦克法兰忽悠说：“如果美国民众知道，你多少次凭借忠实和魄力捍卫美国外交政策，他们会让你当国务卿的。但他们不可能知道；假如知道了，还会大发牢骚─这就是20世纪末民主国家面临的现实。”

在军援尼加拉瓜问题上，里根政府阳奉阴违，民间募捐，史有前例，不足为奇。抗战初期陈纳德指挥的“飞虎队”，其实就是一支“私募空军”。

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国会绥靖派占居上风，立法禁止罗斯福总统军援中国抗战。陈纳德秘密成立“飞虎队”，以高价“私募”而来的“志愿军”飞行员，皆以传教士、工程师、商人、旅游者等“民间身份”秘密来华，尽管他们的真实身份多为美军航空兵部队的现役军官。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国会对日宣战，战功赫赫的“飞虎队”正式改名为美军第14航空队。

陈纳德将军指挥的“飞虎队”其实是“私募空军”

与美国费尽心机“私募”的可怜资金相比，苏联、古巴、东德、伊朗、北韩等国提供给尼加拉瓜桑解阵政府的援助非常充裕。在年代前半期，仅苏联每年向尼加拉瓜提供的援助就高达10亿美元。

尼加拉瓜政府军装备精良，火力强大，配备先进的飞机、导弹、坦克、火炮，尤其是苏制米-24“雌鹿”型武装直升机，性能优越，低空突袭，火力强大，防不胜防，号称“空中坦克”，成为反政府军的致命克星。

苏制米-24“雌鹿”型武装直升机

据美方游击战专家估算，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若要维持现状，固守待援，至少需要1亿美元左右的援助。怎样才能弥补如此巨大的资金缺口呢？

诺思在回忆录中披露，“挪用”军售伊朗“余款”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想法，其实是以色列推荐的法籍伊朗裔国际军火掮客戈伯尼法提出的一个“天才创意”，幕后撑腰和操纵者，则是诺思的顶头上司波因德克斯特海军中将。

年初，在一次商讨向伊朗出售“陶”式反坦克导弹的秘密会晤中，为了防止窃听，戈伯尼法打开了宾馆盥洗间洗手池和大浴缸的水龙头。藉着哗哗流水声的遮掩，他对诺思耳语：“如果这笔军火交易能够谈成，其中有你万美元回扣。”

法籍伊朗裔国际军火掮客戈伯尼法

戈伯尼法出手如此大方，贿赂如此巨大，若是碰到一个心存贪欲的凡夫俗子，很可能经不住一夜暴富的诱惑，干出违法乱纪的罪恶勾当。

没想到，诺思中校竟然不为所动。他声色俱厉地答复：“不行！别再提此事了，到此为止。”

诺思为何“不想贪”呢？一个普通的美军中校军官，怎么会有如此之高的政治觉悟和道德情操呢？

信不信由你，诺思即使贪了恐怕也是白贪，赃款很难轻易花出去，最多只能深更半夜刨个坑儿，蔫不悄儿地埋在自家后院。

年，中央情报局苏联东欧反间谍处处长艾姆斯（AldrichAmes）在华盛顿市郊购置了一栋54万美元的豪宅，花费10万美元装修，还买了一辆5万美元的英国捷豹（Jaguar）豪华跑车。此人是联邦政府行政部门GS15级以上官员，必须公开申报家庭财产和收入。

艾姆斯当时年薪7万美元，其妻是家庭主妇，个人收入不可能支撑如此奢华的生活。艾姆斯对外吹风说，其妻有富翁亲戚在在国外经商。可是，在艾姆斯夫妇的报税记录中，却没有任何曾经接受亲友赠予的申报记录，属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中央情报局苏联东欧反间谍处处长艾姆斯落入法网。

根据美国税法，“富二代”每一年度接受父母或亲友赠予的钱财（学费和医疗费用除外）超过一定限额时，必须依法申报，年度的法定数额为13,美元。遗产税实质上是赠予税的扩大和延续。年度美国税法规定，“富二代”获得赠予加遗产的一生总限额为5,,美元。如果超过了豁免限额，税率高达35-50%。

现代法治国家通过赠予税、遗产税等法律手段，在一定程度遏制了“富二代”不劳而获、骄奢淫逸、炫富夸耀的恶俗现象，调节贫富差距过于悬殊造成的社会矛盾，同时起到了鼓励富人慈善捐赠（免税）、激励“富二代”独立自强的良好作用。在特定的环境和历史阶段，征收赠予税和遗产税具有不可低估的政治意义和社会价值。

由于不动产实名登记、公开查询系统、官员财产申报以及个人所得税、赠予税等制度的透明效应和监督功能，艾姆斯遭到怀疑和注意，引发联邦调查局秘密调查，结果于年揭出了一个惊天叛国大案。

据美国媒体报道，艾姆斯向克格勃出卖大量绝密情报，获利高达万美元，导致美国在前苏联、俄罗斯境内的情报网络几乎瘫痪，至少10名高级特工因其泄密而遭到处决。艾姆斯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说起来挺可惜，万美元赃款刚花了个零头。

言归正传。戈伯尼法胸有成竹，老谋深算。他冷静地对诺思解释：“没关系，我明白。我知道你空闲时都在忙些什么，也许我们可以为你的尼加拉瓜朋友准备点儿资金。”

戈伯尼法挥金如土，神通广大，在以色列和美国情报部门都有耳目。他通过各种秘密渠道，已经得知诺思卷入军援尼加拉瓜的艰难处境。

戈伯尼法如此善解人意，慷慨大方，目的是放长线，钓大鱼，诱惑诺思继续让他当中间人，进行更多的军火交易。

诺思喜出望外，茅塞顿开。好家伙，如果每笔军售都能拿到巨额回扣，那么不但可以凭借军售建立美伊秘密战略通道，促成黎巴嫩真主党释放美国人质，而且使军援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财源难题迎刃而解。上帝啊，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合算、最有创意的一笔军火买卖。

飞回华盛顿后，诺思来到顶头上司波因德克斯特将军办公室，详细汇报了戈伯尼法的“天才创意”。诺思心潮起伏，感慨不已，认为自己独辟蹊径，一箭双雕，无意中找到了一个援助尼加拉瓜抵抗力量的大金库。

左起：波因德克斯特将军、里根总统、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

波因德克斯特听取汇报后，同样喜出望外，赞不绝口，推崇此举是把里根总统中东和拉美外交政策圆满结合的最佳办法。当晚，波因德克斯特用保密电话联络诺思，正式授权他将“军售余款”“挪用”于尼加拉瓜。

对此至关重要的军机大事，可能造成无穷后患的违法行径，波因德克斯特将军事先向里根总统请示汇报过吗？案发之后，在国会听证会上，为了使总统兼最高统帅免遭弹劾，波因德克斯特面不改色，镇定自若，勇承罪责，把个人的功名利禄、进退得失置之度外。

波因德克斯特声称：“我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不请示总统，使他与此决策无关，万一将来泄露出去，里根总统可以矢口否认。”

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作出了这个决定，我认为我有权力如此决策，我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我相信里根总统最终也会认为这是个好主意。”“你们知道吧，整个挪用军售余款的问题，责任到我这里为止。”

“硬汉将军”波因德克斯特仅比诺思年长7岁，是美国海军颇有名气的少壮派将领，文武兼备，前途无量，被视为未来海军作战部长（相当于海军总司令）的热门人选之一。

波因德克斯特年以门门满分、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毕业于海军军官学院，并且被任命为学兵旅旅长。此职是对军校学生具有特殊荣誉的任命，是对学业成绩以及领导能力的高度赞赏。在美军院校史上，以前只有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在西点陆军军官学校求学时，同时获得过学习成绩名列状元和出任军校学兵旅旅长的双重殊荣。

军校毕业后，波因德克斯特考入世界一流学府加州理工学院(钱学森母校），师从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穆斯堡尔教授（RudolfMssbauer），以优异成绩获得核物理博士，在“穆斯堡尔效应”(核幅射无反冲共振吸收）研究领域颇有建树。

他后来担任过猎潜舰、驱逐舰舰长，巡洋舰编队指挥官，海军作战部长助理等要职，成为海军战术和科技装备管理专家，年39岁时晋衔准将，年晋升少将，年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伦的军事助理，年出任麦克法兰的副职。

年底麦克法兰辞职后，波因德克斯特青云直上，飞黄腾达，出任里根总统第四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晋衔三星中将，年仅49岁。

与此同时，海军希望他尽快归队，出任印度洋第六舰队司令官，甚至连任命文件都下发了。经里根总统多次劝说，波因德克斯特同意暂时留下来“帮忙”。

里根政府第四任国家安全顾问波因德克斯特将军

根据已经解密的文献档案，在“尼加拉瓜门”中，里根是稀里糊涂、大智若愚的甩手掌柜，诺思是冲锋陷阵、劳苦功高的马前小卒，承上启下、幕后操纵的核心人物，正是行事低调、勇于担当的波因德克斯特将军。

波因德克斯特不像诺思那样“名满天下”，主要由于位高权重，身涉核心机密，针对他的国会听证和法院审判皆为黑箱作业，鲜为人知。当代社会，若无媒体兴风作浪，炒作忽悠，若想一夜成名，并非易事。

经波因德克斯特将军“批准”，诺思明贩军火，暗渡陈仓，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据独立检察官调查，约3,万美元“军售余款”存入了瑞士银行的秘密帐户。

“不差钱”之后，诺思便与塞科德将军携手合作，购买武器弹药和装备补给，秘密转运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案发之时，秘密帐户中已有1,万美元被非法挪用。

据鲍勃?伍德沃德披露：

“当诺思的行动日益险象环生和涉及绝密时，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是极少数知情者之一。诺思发现凯西提供的建议极有价值，他知道如何建功立业，而且杀伐决断。他曾警告诺思，通过普通电话线路与中美洲的人通话时，很可能已经被克格勃设在古巴的窃听站偷听到了。

由此，诺思从国家安全局那里要来了KL─43型手提式密码机。凯西还向诺思提供了为反政府军购买武器的军火中间商的情报，建议甩掉其中的两个人，因为他们的活动和社会关系可疑，有一人则被怀疑向苏联集团转让武器技术。”

“诺思告诉凯西局长，把向伊朗出售军火赚得的钱用于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这个移花接木的妙计是他和以色列人一起想出来的。凯西非常敏锐，立刻就明白了此中妙处，真可谓令人拍案叫绝。

伊朗以前曾为桑地诺政权运送武器，而且还提供石油贷款，几年来价值高达一亿美元。如今，诺思却有本事让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让美国的敌人援助美国的朋友，堪称战略上的神机妙算，也是一个令人难以想象的巨大讽刺。”

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和里根总统

“伊朗门”事发之后，诺思狡辩说，假如美国国防部直接向伊朗出售军火，承办人胆大妄为，侵吞“余款”，毫无疑问构成贪腐重罪，该杀就杀，该剐则剐，引颈就戮，死而无怨。

但事实上，军售伊朗通过以色列和军火掮客转手进行，五角大楼精打细算，不但确定和标明武器的出售价格，而且要求以色列预付百分之百的款项，连本带利，悉数收回，记录在案，有帐可查，并不存在什么“军售余款”。

诺思中校成为年7月11日《时代》周刊封面人物

诺思强调，所谓“军售余款”，其实是中间商暗中送给美方承办人的回扣或贿赂，这笔巨款来自军火贩子戈伯尼法的私人腰包，而非五角大楼或联邦政府财政部。

乍眼一看，“挪用余款”相当于承办人侵吞公款，恶性违法。事实上，被“挪用”的“军售余款”暗渡陈仓，化私为公，悉数用于援助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反苏“正义战争”。

“伊朗门”案的幕后人物忠于职守，为国分忧，出生入死，廉洁奉公，没有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的不轨之举。如果换一个国家，诺思、波因德克斯特这两位忠勇将校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令人赞叹的道德楷模。

诺思的自我狡辩，言之凿凿，娓娓动听，但是却有两个明显的法律漏洞。

第一，擅自挪用“军售余款”军援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之举，毫无疑问与《博兰修正案》迎头相撞，诺思既使说得天花乱坠，仍然难逃其咎。

第二，从法律法规的严格角度看，军火中间商塞给诺思的回扣或贿赂，仍然是军火购买国的“官方财产”，承办人无权揣入私人腰包或者擅自挪用。

年，原国民政府兵工署长、哈佛大学博士俞大维前往瑞典博福斯（Bofors）军火公司采购12门七五毫米新式山炮。博福斯公司主动提出给一笔回扣，金额相当于购买军火费用的四分之一。

面对巨额贿赂，俞大维不动声色地回答:“这笔钱刚刚够再订购3门炮的价格，希望你们赶工，使15门炮一起交货。”

年“国防部长”俞大维(居中戴墨镜者)视察金门前线，前排左一是金门防卫部副司令官张国英中将(年升任“国防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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